攻勢主義-Offensivism

前言

宋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空前繁榮發達的朝代，在其三百餘年的治世期間，中國的社會、文化、思想乃至於經濟都獲得了高度發展；甚至可說，在宋代時期，我們已經可以看到些許近代經濟的雛形，而當代的宋人也和現代人同樣苦惱於如何處理經濟帶來的難題與困擾。

擁有巨型官僚系統與龐大財政體制的趙宋，留下了無數具體詳細的數據資料，透過比對這些明確數據，我們將對宋代的經濟生活有更具體的瞭解，得出更加客觀的清晰結論，而不只是陷於一種張飛打岳飛式的臆測推斷。

其中，我們將把目光集中在南宋期間通行全國的紙鈔───會子，透過觀察會子的利弊浮沉，以結合大宋興亡的歷史，使我們對於那時南宋面對的情勢、時局、困境都有更深刻的體認。

一、會子的歷史

會子的前奏

十世紀末至十一世紀初，位居西南邊疆的川蜀地區由於銅錢不足、使用鐵錢貿易，然而鐵錢太重，價值又賤，在交通不便的山地攜帶大量鐵錢行動相當困難，再加上鐵錢易於鏽蝕損毀，導致當地民生經濟的極端不便。

於是，川地十六戶富商便聯合締定契約，印行一種用以兌換鐵錢的票券名曰「交子」，行旅商隊可以在各地錢莊匯入鐵錢，填寫額度在交子票券上，再於另一地錢莊執交子領出，性質上類似一種支票或匯票，錢莊從中抽三十文手續費營利。然而，雖然交子的出現十分便捷利民，但卻很快發生了偽造、詐兌等訴訟糾紛，發展到政府不得不出手介入的程度。

經過兩任轉運使薛田、張若谷的上奏，以及為時數年的議論後，終於在宋仁宗天聖元年（1023）朝廷設置益州交子務，將交子收歸國營發行，於是中國同時也是全世界第一種紙鈔就此誕生了。

交子收歸國營之初，也僅是沿襲舊規當作官營便錢、匯票服務發行，但很快的由於陜西、河東地區的國防臨時支出需求，官府於是開始大量增刷交子，以應付緊急開銷之用。但是這些地區的交子發行沒有相對應的法規、配套措施，導致偽造與濫發問題嚴重，因此幾次在四川以外的地方發行紙鈔的結果，都是以失敗收場。

然而、這些失敗經驗也使得官方開始注意立法與防偽的重要性，也瞭解到發行紙幣需要有本錢而不能濫印等金融知識，於是開始參照相對有豐富紙幣運用經驗的川地法規，強化防偽與法規措施、落實以二足年（每三年的年初）為一界（屆）進行新舊兌換、發行限量等基礎原則，使後來的交子、錢引、關子乃至會子等楮幣（紙鈔）經濟得到了更成熟的發展。

會子的誕生

雖然一般來說會子作為南宋法定貨幣的開始是從高宗紹興三十年（1160）開始，但是「會子」這個名詞在此之前就已經存在很長一段時間。

呂惠卿對宋神宗曰：”自可依西川法，令民間自納錢請交子，即是會子，自家有錢便得會子，動無錢，誰肯將錢來取會子？”

會子讀作”快”字，捨去無意義的”子”字，則是指會計、算計之意，本來是指一種宋代交易或納稅時的收據單，常見於鹽場、茶貨等官榷貿易之用。不過，北宋末期至徽欽二帝時代，宋人已經流行將交子、錢引等楮幣同樣稱作會子了，因此我們可以簡單的把會子理解為宋人口語中的”鈔票”。

同時，北宋末期在開封與臨安等大都會，也出現了一種私營的便錢會子，它的性質類似於當年四川交子，都是民間富戶錢莊發行的一種匯票服務。這種民營便錢會子最初只在臨安等都會區兌換，後來在南宋被戶部侍郎錢端禮建議收歸國營，並於翌年（1161）設行在會子務，發行一貫、二貫、三貫等三種面額，以十萬緡（貫）銅錢為本，從此之後開始在中國東南大量流通。

南宋會子與先前北宋交子有幾個不同點：
一、會子可以用於向官方納稅。
二、會子最初並沒有立界與兌換機制。
三、會子的價值對應銅錢，因此可說是銅本位制的貨幣。
四、相對於多次嘗試在全國推廣都失敗的交子，會子逐步地在南宋全國通行。

孝宗立界後的會子

紹興三十一年同時也是金撕毀和約南下侵宋，因此爆發采石之戰的年份，最後雖以完顏亮兵敗采石磯、南宋獲勝的結果作收，但是鉅額的軍事開銷卻促使了會子甫一問世就開始大量增刷。隨後宋孝宗隆興年間（1163~1164）的北伐失敗損失慘重，更促使會子加大發行量，最多時會子印量達到了兩千八百萬貫。

會子起初並不像交子那樣有設幾年一界的發行與回收機制，再加上連年征戰的大筆開支，所以很快的就造成了嚴重的通貨膨漲，在乾道二年（1165）年末，官方決定緊急回收會子。

乾道二年的通膨危機促使南宋朝廷開始認真地對待會子問題，使用金、銀、銅錢來兌收會子（=稱提，宋代的經濟調控術語），在宋孝宗的密切關注下，南宋從此重新確立了比較嚴謹完備的會子體系，仿當時中國的經濟先進地域四川發行的匯票如錢引、交子立界，並且限定每界僅印行一千萬貫份量的會子。

孝宗時期還確立了一個比較重要的會子政策：中半入納（錢會中半）體制。也就是政府允許地方以會子代替最多一半的銅錢上繳稅賦，藉此來回收會子並維持會子的信用與面額。儘管抱怨過「會子害朕十年睡不安心」的宋孝宗曾有過徹底廢除會子的考慮，不過最後並未成真，在其治世都盡可能的少發會子，於是會子在嚴格控制發行量的狀況下也就得以維持穩定的價位。

南宋北伐對會子的衝擊

寧宗開禧年間的北伐失敗（1205），也造成了龐大的經濟缺口，會子一再延展界期，終於造成三界會子（11~13界）並行，總發行量達到一億四千萬貫的空前數字，於是導致通貨膨脹、會價暴跌至面額的一半（民間會子一貫折六百錢算）。

於是在朝廷殺韓侂胄、於嘉定元年（1208）議和後，南宋政府藉十四界會子發行的契機，展開大規模的稱提、回收，企圖使會價回穩。嘉定稱提除了傳統的以新兌舊之外，還使用了許多嘗試性的新手段，像是以金銀告牒、販賣公田、爵位、官職、收稅用會等方式來贖回會鈔；更以公訂會價、強制藏會（以法令配發百姓一定額度的會鈔，兌收錢或實物）等新政策，但導致的結果卻是災難性的。

宋政府強行干預市場機制、並制定了嚴苛的刑罰與相對應的告發制度，結果使得社會亂象叢生。大量指控市場物價不按政府公告的訴訟使得地方縣府衙門陷於癱瘓狀態，大批富戶被牽扯而被抄沒財產，商家不想賠本收受賤價會子而閉門歇業，老百姓視楮幣如同毒蛇猛獸急忙脫手，各地商業貿易陷入停頓癱瘓之中。

由於社會混亂越益嚴重，後來很快在嘉定二年（1209）三月就宣佈廢除了公定會價制，發還被誣陷誤告的富戶財產；然而，此時會子已經跌到一貫只剩下三百文錢價值了。

儘管有一些不合常理的政策，但所幸宋朝經驗豐富的各地官僚多半都能根據自己的判斷，加以融通便宜行事，避免了更進一步對社會經濟的傷害；在朝廷廢除了部分不合理的經濟政策，並厲行稱提管控之下，總算是在接下來的二十年內使得會子價格回穩，維持在一貫兌六百文的水準。

南宋末年的混亂與會子崩潰

宋理宗紹定年間，正值蒙古滅金、權相史彌遠當政的時代，此時南宋不只三界會子並行，更要命的是一界會子發行量就已經達到了嘉定危機時的流通總額一億三千萬貫之譜（紹定四年，1231第十六界），新舊會子合計明顯流通量已經超過兩億貫以上，會價也輕微下跌至一貫兌五百六十文水平。

雖然還未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但是已經有不少官員指出隱憂，於是在理宗端平元年（1234），朝廷下令第十七界會子永不回收，不惜動用國庫禁帑共約價值四千萬錢的金銀展開稱提，又同時大量賣官、發放鹽鈔等手段，但結果與市面上的會子總發行量相比是九牛一毛，毫無作用。

於是到端平二年（1235），又下令要履畝徵會，每畝要繳交十六界會子一貫的臨時稅；除了佃戶、寺院免徵以外，大批中下階級的士大夫、自耕農與工商業者都被包括在法令範圍內。履畝徵會的作法引發了下級官戶、廣大公務員階層的不滿，不過很快這個新政策就因為戰爭爆發而停止實施了。

端平稱提希望使紙鈔價格立穩腳步，但是窩闊台南征使得南宋又開始無止境的增印會子，使得會子的發行量突破了四億貫。儘管嘉熙四年（1240）時南宋力圖振作，也只不過是發行新的第十八界會子希望以新兌舊，或是採取以前曾經失敗過的公定會價政策，但這阻止不了會子印行量往五億貫再創新紀錄。

在第十七、十八界會子已經永不回收的前提下，宋朝最後走向滅亡的四十年間隨著每天失土陷城，已經無力對會子展開大規模的稱提；因此，南宋朝廷最後只能採取收稅全收會子的方法，儘可能維持市面上的會子不要再增加下去。雖說沒辦法使會價回到一貫對六、七百錢時代的水準，但是南宋末期在會鈔印量超過十億貫規模的壓力下，卻仍然能死守住一貫兌二百五十文的防線。

然而，在咸淳四年（1268）權相賈似道推出新貨幣金銀關子之後，食言廢止號稱永不回收的第十七界會子，會子作為宋朝法定貨幣的地位瓦解，此後會價一瀉千里，貶到了兩百文會連一雙草鞋都買不起的窘況。至此為止，宋的會子體制可說是徹底的全面崩盤了。

二、會子面對的危機

濫印會子導致通貨膨脹

自宋孝宗整頓會子立界以來，南宋朝廷就將處理褚幣問題視為國家大事，同時皇帝、政府也都相當注意稱提、換界等貨幣政策。

早在北宋交子誕生之初，宋人就已經瞭解到發行紙幣需要有發行準備的本金，倘若濫印鈔票不加限量，則很快就會導致嚴重的危機發生。同時，倘若防偽不周全、換界的時間相隔太長，導致偽鈔流通與多界會子並行的現象，都會導致會價的跌停貶值。

然而，雖說南宋政府瞭解發行過量會子將引起通膨、經濟混亂、社會動蕩等狀況，卻仍然一步步地在會子發行這方面越陷越深。南宋會子的發行雖有幾次整頓，但是由於南宋客觀大環境的日漸艱難，政府與民間都有用鈔的龐大需求，因此會子濫印與通貨膨脹的問題也就一發而不可收拾。

南宋財政的入不敷出

南宋從遷都臨安之初，就是一個在戰火與動亂的威脅下建立的國家，在金朝的武力侵略陰影下，社會瀰漫著不安氣氛，糧食、金銀、絹帛等物價居高不下，民眾的生活陷入困頓。

為了阻止金兵南渡，因此南宋朝廷得建立一支龐大的常備軍，並加強沿岸水軍江防，考慮到南宋喪失了大片領土，但面對的敵人更加強大，所以投資在軍費上的開支比例也較前人要更加負擔沉重。同時，南宋雖在政治上有多次北伐光復故土的想法，但一次又一次的北伐失敗不僅使士卒死傷慘重，投入龐大軍費整軍經武但卻敗北覆沒也得不償失。

即使不主動出擊，南宋面對著金以及蒙古這兩個非常強大的外患，在國防軍事上的投資也不可能壓低下去。宋代一名禁軍年薪約五十貫、廂軍約三十貫；假設取其平均值的話，則保持百萬大軍的一年開銷就需要至少四千萬貫。

基於安內防亂的立場，宋朝善待士大夫並給予相當優厚的薪俸福利，同時也必須在各種天災人禍中賑濟災民、荒政救難；再考慮到政府還得時常出手干預市場平穩物價、糴買物料，因此南宋不只面對戰爭，甚至在承平時代也一樣有嚴重的財政壓力。

儘管面對如此沉重的財政壓力，但南宋在各方面的苛捐雜稅壓迫百姓也已經到了極點，實在無法輕易以增稅方式解決財政赤字，於是以增印會子做為解決燃眉之急的方法，也就是不得不為的決定了。

南宋越到末期，其會子政策與稱提對策也就越益無力，一方面是由於政府為了彌補失土敗戰累積的龐大財政黑洞而加印鈔票，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政府也很明瞭加印會子導致的通貨膨漲乃是一種不可逆轉的趨勢。

宋的臨時開銷

由於龐大的軍事、人事開銷，宋朝廷的財政預算相當緊張，年初擬定預算發給各路官員後，若是發生突發事件，比方天災、戰爭，需要邊界增兵或是賑濟災民，就會有現金缺乏周轉不來的困擾。

就算五穀豐收、外無戰亂，但豐作對宋朝一樣是極大的財政壓力，由於政府為了平定物價避免暴跌，同時也為儲備義倉、官倉的物資，因此在豐作之時也得出大筆金錢充作糴本，買下過剩的民間物資。即使官方開出的收購價已經比市價要低上很多，但總計來看也仍然是沉重負擔。

在這種財政緊張的時刻，相較於調度困難而且不太可能緊急大量鑄造的銅錢，紙鈔就成為一種應急的危機處理手段，可以緩和宋朝財政一時的緊繃問題，不致於因為缺錢而讓軍政國務驟然停擺。

當然，紙幣的臨時增刷將會導致通貨膨脹，使其面額價值下跌，因此日後當國家財政有餘力時，或是逢換界發新鈔的時候，就買回舊會並將之作廢。某種角度上來觀察，其實交子、會子也具備了現代國家國債的特性。

會子偽造

對於努力進行稱提作業的宋朝政府而言，偽鈔的流通等於是加重了政府稱提的負擔，偽幣若多也會造成通貨膨脹發生。

銅錢外流＆鑄造不足

南宋會子發行量的急速擴大，顯然是與現實需求有著緊密結合的關係。正如同北宋交子的誕生是起因於川地的鐵錢不便，南宋之人同樣也覺得鐵錢不便貿易；除此之外宋代的錢荒也日漸嚴重，就算朝廷每年增加鑄幣量，仍無法滿足無限擴大的市場需求，用於鑄幣的銅料終究還是有其上限，而且銅幣也伴隨著國際貿易不停外流往海外諸國。

在貨幣流通量有限的困境下，使用紙鈔來緩和錢荒問題，使貿易物流擺脫貨幣流通量的限制，對於促進經濟發展有積極正面意義。

會子政策的反復無常與信用破滅

會子起初雖然是一種用以兌換銅錢的兌換券，但後來卻隨著流通廣泛越益普及，其價值也就不再因會子的印量與銅錢的鑄量而成正比關係了。只要宋朝政府願意在收稅、回收會子時以市價水準收受會子，那麼會子就等於是得到了政府的信用保證，而獲得了較高的價值。

然而，南宋官方卻一直有所隱憂，這種對會子的不安是來自於國家本身對會子的濫發，以及擔憂濫發的會子將會有一天從民間轉嫁回政府身上的預測。會子之類的褚幣倘若可以用於繳稅，那麼政府濫印會鈔的後果，自然就是使得未來老百姓拿會鈔繳回去，於是相對地政府的財政收入就縮水了。

縱使有錢會中半制度的保護，朝廷不致於落到有朝一日國庫裡積滿廢紙的慘況，但是南宋朝廷依然對於這種鈔票越印越多的前景頗感憂慮。因此，在南宋中後期，實施了幾次少收會子（比方收稅採會三錢七、甚至全收銅錢的強制法令）、以及收會打折（例如舊會二折新會一）等經濟政策。這些實質上等於是在過河拆橋的不負責任經濟政策，使得宋朝廷與民間互動的信用額度急速直落。

三、宋人處理會子問題的對策

增鑄銅錢

南宋朝廷由於將會子視為銅錢的兌換券，認定會子價格崩跌的主要理由在於會鈔、銅錢之間數量失衡不能兌現所致，所以一直有希望伴隨會子數量增鑄銅錢的提議出現。

然而，南宋由於嚴重通貨膨脹、鑄銅業萎縮、銅錢通行區淪陷減少、加上紙幣的大規模流通所致，使得朝廷新鑄銅錢的計畫一再因為不符成本受挫，即使政府勉強咬牙鑄幣，也幾乎是在賠本造錢，比起增造銅幣的昂貴代價，增刷會子反倒是更加合理的選擇，因此等比例的增鑄銅錢實際上是不可能的。

定時換界

會子起初無界，但自從立定三年一界、一界千萬貫的規矩之後，換界時以新會兌舊會，就成為了維持並調整會子發行量的一種有效手段。雖說是三年一界而且限額千萬貫，但實際上很多時候會有臨時加印的需求，需求的大甚至可能臨時開辦新界，默認多界同時共存的情況。

當舊會界期將至，而朝廷仍需用錢或無力稱提之際，也常見到皇帝下令展延界期數年，或是將舊會用至下下界才回收的情形。而三年一界、一界一千萬貫的規定也不斷地遭到打破，新界會子越印越多，於是以新換舊的努力，也就相對地被濫印新會而抵消了。

允以納官

會子可以用於上繳稅款，雖然基於錢會中半制度所以最多只能繳一半，但這對於南宋大多數臣民來說還是一個絕佳的好消息；若要繳納銅錢進京，則其運輸所需的勞力、費用都非常之驚人，特別是對於位處交通不便的地區來說，其花掉的運費有時甚至可能還超過稅款本身的額度。(一例是川峽路轉運使曾上奏表示運四十萬石糧進臨安就花去了地方政府近十萬貫的運費，請求中央批准把上繳的糧食折算為等價之紙幣)

而透過民間上繳的會子，朝廷便能趁機回收市面上的多餘會子，並銷毀過期舊會、偽鈔，以維持貨幣價值穩定不變；以會子繳稅的地方政府和百姓也免受賦稅運輸沉重負擔之苦，可謂是雙贏的作法。因此，有時宋廷會為了稱提會子或是減輕地方壓力，而下令某些地區可以提高會子繳稅的比例，甚至全以會子納稅。

儘管一貫會子兌不到等同面值的一貫銅錢，但是會子仍然能夠保證其信用，其主要理由就是會子可以代替銅錢繳納賦稅、買賣榷貨（專賣貨品，如茶、鹽、鐵等）的特殊地位。因為政府願意收會子，所以會子也就得以保持它的價值，透過政府收會的保障，使會子擁有獨立於銅錢之外的貨幣價值。

因此，每當政府願意稅捐全收會子時，往往會子價格也可以得到相當的激勵上揚。特別是南宋政府對於軍人、官吏等公務員有補貼政策，會子用於繳稅可以發揮高於市價的效力，所以南宋時代會子一直是維持軍費開銷的重要工具。

然而，朝廷之所以不開放繳稅全用會子自然有其私心的考慮，最主要的理由還是南宋政府知道自己印了太多紙鈔，紙鈔明顯沒多少價值，倘若老百姓繳稅全用會子，那就演變成政府在稅收上實質虧損，為自己過去濫印鈔票的決定來還債了。

有時政府為確保國庫不致空虛，甚至下令繳稅全用銅錢，而導致民怨四起、會價崩跌，並非長久之計；總的來說，士大夫與百姓都還是認同錢會中半是會子政策應該維持的起碼底限，但政府卻沒有足夠的安全感實施更進一步的全會政策，使得會子信用得不到起碼的保障。

雖然政府稅收入會可以很好地起到稱提會子的效果，但是基於朝廷對紙鈔的不安感，所以南宋只有在少數幾次於特定地區准許地方全以會子繳稅，其他大多時間奉行錢會中半制度；有的時候政府甚至為了確保銅錢足夠，而下令地方稅捐上繳全用銅錢，以致於引起民怨沸騰、拋售會子、甚至令地方官上奏請願的混亂情況。

防偽技術

對於努力進行稱提作業的宋朝政府而言，偽鈔的流通等於是加重了政府稱提的負擔，偽幣若多也會造成通貨膨脹發生，因此打擊偽幣、強化反偽也是會子對策的重要一環。

紙鈔幾乎是從一誕生之始就得面對如何防偽的問題，打從北宋交子剛誕生後不久，就出現了偽鈔危機，因此宋也很早就設立了專門的抄紙院（印刷廠），使用專門的鈔板與特製的紙材來進行製鈔工程。

會子印行後不久也遭遇到了偽造的挑戰，特別是會子流通量大，因此使用了價格較為便宜的紙張與印刷材料，因此更容易遭受仿造；為此得從川地引進經驗最豐富的工匠與設備，使用川地特別的紙材，增強褚幣防偽的效果。再結合定時換界的政策，則每一次新會發行也都將是極佳的防偽行動。

除了自四川引進最先進防偽手法以外，也制定了相關的詳盡法律，鼓勵自首或是告發私造偽鈔的行為，並對犯禁印偽鈔的罪行有相當嚴苛的懲罰。

稱提對策

為了回收多印的楮幣，宋代朝廷經常得花費心思湊出經費來加以兌換回收，由於紙幣這種東西本來就是因為國家財政有缺口，為了填補缺口才需要多印的東西，所以要政府拿出足額銅錢來全部收購顯然是有困難的。因此，如何改用其他有價條件，有效率地折抵會子加以兌收，就成為了宋代對會子稱提的重要課題。

常用以稱提會子的對策包括金銀告牒，以有價值但並非主幣的黃金、白銀來贖回會子。鹽、茶、乳香等政府專賣的榷貨，也可以用來向商人贖換會鈔。出賣無官緊要的官位、或是帶有榮譽性質的爵位來籌款也很常見。

買回過剩會子當然是有助於平穩物價、同時恢復民間對於楮幣信用的信心，從而提高紙鈔的消費價值。但是倘若政府手上沒有夠多的籌碼可以投入，或是相對於流通的楮幣數量落差太大，那麼這種稱提就有若杯水車薪，對局勢沒有太大幫助。

立法嚴刑

宋朝歷史上曾有幾次朝廷嘗試強行頒怖法律賦予楮幣無限法償的保障，要求市場按照政府頒定的物價標準進行貿易的例子。不過，所有紀錄也都指出這種粗暴的作法除了徒增民怨與導致經濟混亂之外，根本對於會鈔的價值下跌毫無幫助，甚至有火上加油之效。

其他類似的擾民之舉還包括了強制藏會（以福建廣東等沿海富地最常見）、甚至規定地方官員被分配了一定額度的業績指標（如發某地五十萬貫會子給富戶兌收金銀財寶），沒有達到標準的官吏將遭到一定程度的懲處或留下不良紀錄。

在大多數的情況下，站在政府第一線面對民間的基層官吏將扮演起最後一道防波堤的角色，來自全國各地如雪片般的陳情奏折，一般足以讓朝廷打消頒布惡法的愚行了。然而，倘若中央有意貫徹政策，那麼這類惡搞政策也還是得將就著實施一、兩年。

因為公定會價與強制藏會等作法實在是對社會傷害太大，所以通常來說也都很少發生，或是僅實施短暫期間就不得不作罷，整體而言不是有效對策。


南宋會子興衰年代記

1161（紹興三十一年）：成立會子務開始印鈔
1166（乾道三年）：會子總發行量2800萬貫、收回1560萬貫、流通980萬貫
1166下半年：收回400餘萬貫、流通519萬貫；新造500萬貫新會換給
1167（乾道四年）：立三年為一界，界以1000萬貫為額（會子第一界發行）

當時物價：
一貫會鈔兌770錢。
”斗米千錢”，一石糧價格高達十貫（10000文錢）。
”民間買絹一匹，至錢八千，多至十千”，一匹絹價漲至八貫以上。
（南宋流亡政府初立、動蕩混亂期）

1168（乾道五年）：第二界發行/1000萬貫（兩界並行體制開始）
1170（乾道七年）：第三界發行/1100萬貫
1173（乾道九年）：第四界發行/1300萬貫

當時物價：
一貫會鈔兌610文錢。（微貶）
米價一升八文四分，一石糧價約1400文。（物價回穩）

1177（淳熙三年）：第五界發行/1800萬貫
（發行延一年、第五界會期由三年展為六年）

當時物價：
”會子不復折閱、可謂流通”，一貫會鈔恢復兌770文的價值。
官糧價：每石2500文（政府採購價）
市糧價：每石3300文（市場流通價）
絹價：每匹4150文

1183（淳熙十年）：第六界發行/1800萬貫

當時物價：
”七百五十錢兌一褚”，微貶至一貫兌750文錢。

1186（淳熙13年）：第七界發行/2323萬貫
1189（淳熙16年）：第八界發行/2477萬貫
（第七、第八界皆展為六年）
1195（慶元元年）：第九界發行/3723萬貫

當時物價：
”僅得六百二三十文”，鈔價貶至乾道危機時的水準。

1197（慶元三年）：第十界/4400萬貫
1204（嘉泰四年）：第十一界/3632萬貫
1206（開禧二年）：第十二界/4758.9萬貫
第十三界/5548萬貫（臨時加印，三界並行時代，1.4億貫流通，新舊一換二）

當時物價：
”入納作七百七十，民間行用六百”，會鈔兌銅錢正式貶破六百大關。

1209（嘉定二年）：第十四界/11263萬貫

當時物價：
”每貫用錢三四百文”，一貫會子兌300~400文錢。
”一兩黃金兌四十貫會子”，政府稱提時一兩金價可值4萬會鈔=約12000~16000文。

1215（嘉定八年）：第十五界/11698萬貫
1231（紹定四年）：第十六界/12925萬貫
（端平元年）：第十七界/13986萬貫

1240（嘉熙四年）：第十八界以後/無法計算（此時已大於10億貫）

當時物價：
一貫兌429文。
一兩金兌八十貫會子。
嘉熙四年大旱，石糧要價百貫會子。（糧價已達尋常四十倍）

1247（淳祐七年）：最後兩界會子永不立限
”褚券每道兌得二百六十一”，會價落至一貫兌261文。
石糧要價27貫十七界會子。
1264，會價穩定於一貫兌250文。
1268更易關子，褚幣崩，十八界二百不足以貿一草履而以供戰士一日之需。
（推定會價已經跌落至百文水準）







這是讀完了對岸大師汪聖鐸的<兩宋貨幣史>後，整理出的心得感想。

宋朝是一個充滿銅臭味的朝代，皇帝與文武百官都清楚地意識到"錢"這玩意兒的重要性，滿朝文武奏議討論之事，總不脫幾萬、幾百萬、幾萬萬的錢鈔金銀之事，甚至連攤開科舉試卷，全國各地的儒生士人也都議論著如何平穩物價、如何改善財政、如何讓百姓與國家未來步上一條更幸福的發展之道的話題。

可以說，宋人由於普遍生活富裕和高知識水準之賜，所以對於經濟這個話題，也是中國數千年歷史中空前敏感的一群人吧。

相較起狂印鈔票、印到國崩北遁而去的蒙古人，或是畏懼於鈔票的過於先進而倒退回去用金銀貨幣的明人，宋代不論官民都很清楚的瞭解到，紙鈔的便利性使它變得不可或缺，同時也展開了對於紙鈔所帶來的種種副作用的研究與思考。

儘管宋朝政府察覺到也意識到了通貨膨脹的徵兆以及其帶來的破滅性，最後嘗試控制住通膨的努力是歸於失敗了，但考慮到他們面對著蒙古這種外星侵略者的壓力，而且直到滅亡前一刻都還是沒有放棄過對於挽救經濟危機的嘗試，這種精神卻是相當值得讚許的。

假如除去外患侵略之威脅，究竟宋朝政府有沒有可能克服這個困擾它數百年的金融危機，從而發展出更加壯大先進的經濟文明呢？這種歷史上的"如果"恐怕是永遠也沒有辦法證實了。

不過，宋人在面對著鈔票無法兌足銅錢的困擾時，其實已經隱約察覺到了解決的對策－－－他們開始察覺到紙幣不僅僅是貴金屬的代用券，它的數量遠超出市面上流通的錢幣，但卻仍然能保證其支付價值。紙鈔=銅本位這樣的想法，乃至於發行鈔票需要本錢的這種想法，其實是可能被推翻的。

宋代經濟官僚們在無數上奏中談到"無信何以立國"，一再地想辦法要站穩腳跟，不管局勢多麼艱難都堅定不惜砸大錢去回收鈔票，保證會鈔的面額價值不至跌破地溝。換言之，擔保大宋紙幣面額價值的東西，並非銅錢或金銀的多寡，而是取決於國家威信與展現出來維護會鈔面額的政治決心之高低。

雖然他們走到了這一步，卻沒能跨過那關鍵的門檻而迎來了被蒙古消滅的下場，但我想宋人的成就，對於後世人類來講卻並非毫無意義的吧。

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其實阿高忘了提，
也就是宋與金的紙幣，
都是以路為單位發行的。

允許會子代替一半銅錢上繳國庫的行為，
其實印證的是地方政府對中央政府採取有限支持的事實。

兩宋時代的四川是很特別的地方，
具有行政權限和軍事配置的特別地位，
從制置使區的劃分上可以看到這點。

紙幣的發行既然以路為單位發行，
各行政路之間的經濟結算和聯結自然就有了一道防火牆。

雁門戰役之後，
木華梨治下的河北經濟總崩，
但是金朝所屬的汝蔡地區，
維持經濟上的安定局勢很長一段時間，
雖然這跟宋金茶榷有一定的關係，
但是還是印證地方性紙幣，
對戰爭時期經濟調節的獨特面。

而且紙幣的替代品很多，
宋政府頒發給牙人的牌照，
和頒發給寺廟僧侶的度牒，
都可以直接在市場上做貿易交換。

並沒有批判的意思，
只是略做補充。
互相切磋可以一起進步。